佛光跨越长城，大同华严寺中的宋辽文明对话

当脚步踏入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,1559平方米的恢宏空间瞬间将人吞没，殿内供奉的五方佛静穆庄严，在幽暗的光线中，仿佛凝固了千年的时光，这座始建于辽代的巨构，其体量之雄阔，竟超越了同时代北宋汴梁最宏伟的皇家宫殿，大同，这座辽代西京，在宋辽对峙的烽烟之外，悄然矗立起一座座佛国圣殿，其木构的梵音与彩塑的灵光，无声诉说着一段被长城分隔却又血脉相连的文明传奇。

大同在辽代升格为西京,其政治地位骤然提升，辽朝统治者深谙“以佛治心”之道，佛教遂成为凝聚多民族、巩固统治的重要精神纽带，辽道宗耶律洪基曾言：“吾奉佛以治天下。” 他本人精研《华严经》，并亲自主持雕印《契丹藏》，其规模之巨、校勘之精，令北宋僧人也为之叹服，大同作为西京，自然成为辽代佛教弘传的重镇，华严寺、善化寺等巨刹次第而起，其营造规格之高，远非一般州府可比，这些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，更是辽朝宣示其文化正统、与南朝分庭抗礼的象征，当宋人在汴梁精研义理、雕版印经之时，契丹人在大同以巨木与泥土，塑造着他们对佛国世界的宏伟想象。

华严寺薄伽教藏殿,堪称辽代佛教艺术宝库，殿内保存着二十九尊辽代彩塑，尤以“合掌露齿菩萨”最为惊世骇俗，这尊胁侍菩萨体态轻盈，一足微踮，仿佛正随天乐曼舞；其双手合十，头略右倾，最令人震撼的是唇角那抹自然流露的嫣然笑意，甚至微露皓齿，这“破戒”的粲然一笑，冲破了宗教造像固有的端严藩篱，注入了人间生命的温度与灵动，艺术史家宿白先生曾指出，此像“神采奕奕，犹存唐风”，但其身姿的婀娜与表情的鲜活，又分明融入了契丹民族特有的奔放与质朴的生命情调，在菩萨含笑的唇角，我们仿佛能触摸到唐韵的流风余绪与草原的清新气息在此奇妙交融。

大同佛教艺术的辉煌,不止于华严一寺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——那座巍然屹立近千年的木构奇观，其八角形楼阁式结构高达67.31米，全塔未用一钉一铆，仅凭斗拱榫卯咬合支撑，塔身内外悬挂的“峻极神功”、“天下奇观”等历代匾额，道尽了世人对它的惊叹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木塔的设计与建造，深刻体现了《营造法式》所载的先进技术理念，梁思成先生考察后曾赞叹其结构“伟大而庄严”，认为它“在结构上实为伟大之杰作”，这座由辽代皇家敕建的巨构，其技术内核无疑深深植根于中原汉地传承的建筑智慧，当宋人在汴梁编写《营造法式》时，辽代的工匠已在大同的旷野上，将这部“天书”中的精义化作了顶天立地的现实，木塔檐角下层层绽放的斗拱，如莲台承托佛国，无声宣告着营造法式跨越政治疆界的强大生命力。

当我们凝视华严寺露齿菩萨那抹凝固千年的微笑,抚摸应县木塔那些被岁月浸染却依然严丝合缝的斗拱时，分明能感受到一种超越对峙的文明对话，宋辽之间，虽有铁骑奔突、关河冷落，但佛教艺术的交流却如地下潜流，未曾断绝，辽代寺塔的建造，多有汉族工匠参与；辽刻《契丹藏》不仅流布北地，其精良的版本也曾传入高丽，甚至反哺了南宋的刻经事业，这种双向的滋养，在薄伽教藏殿天宫楼阁的精巧绝伦中达到巅峰——那被誉为“海内孤品”的壁藏，其玲珑的构造与装饰，既是对北宋《营造法式》小木作制度的完美实践，又洋溢着辽地特有的雄健与华美气息，宗教艺术在此成为最柔软也最坚韧的纽带，让刀兵相见的两个政权，在精神文化的穹顶下共享着同一片璀璨星空。

大同的辽代佛教遗存,是长城内外文明碰撞交融所诞下的宁馨儿，华严寺的露齿菩萨，其微笑早已超越了宗教偶像的范畴，成为那个时代文化血脉相通、精神彼此映照的永恒象征；应县木塔则如一部无字丰碑，以沉默的伟岸身躯，铭刻着营造智慧对政治壁垒的从容跨越。

当我们在菩萨的唇角看见契丹草原的风,在木塔的斗拱间听见北宋匠师的斧凿声，便会懂得：真正的大同世界，不在虚幻的乌托邦，而在不同文明于对抗中依然能互相凝视、彼此成全的深长呼吸里——那呼吸，曾拂过露齿菩萨的衣袂，也正萦绕于木塔千年不倦的檐铃清响中。